Page 28 - 捷運技術 第48期

24 黃令名 通往「現代」之後？—臺灣捷運人的誕生及其未來

所謂的技術決定論的觀點，就是當一個技術物或是科技系統被發明、發展或者引進一個
社會的時候，許多的分析與討論常常會問：技術物以及科技的出現，對於社會、日常生活會
有什麼樣的影響？會有哪些好處？造成哪些威脅？會有多少產值？如何改變我們日常生活中
的一點一滴？將技術物與科技的出現視為一種不證自明的結果，而人們只能被動地接受技術
物與科技出現後所造成的結果，是一種科技單方面對於人類社會造成影響觀點（見下圖 1）。
以捷運來說，房地產業者與一般媒體關注的房價效應、區域發展變化就是屬於此類。
更深層的討論則是注意到科技本身可能具有的政治或文化社會意涵，或是使用者與技術
物之間、使用者與使用者之間的互動模式，但仍然沒有進入科技本身被打造的過程，還是關
注技術物如何單方面影響使用者。如李安如、董建宏對於臺北捷運的分析就是注意到臺北捷
運連許多捷運先進國都達不到的整潔、有秩序的環境，並討論其背後現代化、全球化、合理
都市空間建構的意涵【李安如，2009；董建宏、李安如，2009】；並更進一步以「大型捷運」
的譬喻分析台灣高鐵同樣現代化、整潔、有秩序的空間，指出台灣高鐵的空間某種程度上就
是複製臺北捷運，並且訴求未來在空間上更合理的規劃，完善良好的空間互動模式【董建宏、
李安如，2009】。

圖 1 技術決定論示意圖

採取技術決定論，或是觀點中無意間隱藏了技術決定論立場的研究，通常僅關注技術物
出現問世之後對於社會、人類的單方面影響，打造技術物的技術實踐者不會是其關注的對
象，而這也是一般在討論捷運科技時，容易忽視背後的打造過程、以及實踐技術的「捷運
人」，然而無論是打造捷運的過程，還是打造捷運的「捷運人」，在於科技研究、社會分析
上其實有豐富的意涵可供分析討論。
相對地，純粹政治經濟學的技術分析則是關注技術物與科技的形成階段，並且給予社會
因素的解釋。技術物是基於特定的政治、社會或文化因素而被使用，並且訴求某種特定的社
會效應，因此技術物被打造的詳細過程並不重要，重點是剖析技術物基於什麼樣的利益或因
素被創造或是引進，並且造成什麼樣的後果。
以討論臺北捷運的文獻中，劉寶傑以及呂紹煒合著的《4444 億的教訓》就是以此觀點
討論分析臺北捷運【劉寶傑、呂紹煒，1995】。這本著作將許多興建臺北捷運時的技術決策
都歸因於政治或經濟壓力，加上成書的時間剛好在臺北捷運遭遇通車前一連串事故的最低
點，以及作者對於軌道運輸知識的認識，造成對於臺北捷運以及「捷運人」們不甚精準的評
價，使得「捷運人」的技術實踐被忽略，既無法從完整的觀點瞭解臺北捷運是如何打造完成，
更不可能捕捉臺灣的「捷運人」是如何在複雜的歷史過程中被「生產」出來。
相較之下，楊子葆的〈臺灣都市交通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〉從經濟層次、政治層次以
及意識型態層次理解國家在臺北捷運工程的規劃、臺北市交通系統的打造、以及臺北都市空
間的形塑中，捷運工程師扮演什麼角色，並討論捷運工程的規劃本身對臺灣社會的意義【楊
子葆，1991：33-103】。
然而，基於寫作時間的限制，楊子葆只能針對政府決策、規劃進行分析，無法討論捷運
工程師在技術上的實踐過程。另外一方面，這篇論文強調了捷運工程師的「官僚」角色，忽略
了捷運在規劃、設計、建設、營運等方面的技術內涵。最重要的是，楊子葆認為捷運本身以及
捷運知識，只是國家機器的解決問題的工具【楊子葆，1991：73-89】，既然捷運系統作為一
個工具，那自然僅僅是社會結構的一種物質反射，也僅僅是被國家機器所使用（如下圖 2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