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ge 16 - 捷運技術 第48期

12 李安如 文化親密與城市認同—全球體系下的臺北捷運

一、前言

2004 年夏天，當時某政黨的代表團至華府參加外交工作坊 。代表團團員皆生
於 1970 年代後期，多為臺北人，主要修習社會科學，熟稔西方重要的社會理
論。當中多數人是第一次出國。在結束行程回臺灣前，他們到紐約市參觀一
番。當地接待的負責人，恰巧也在美國攻讀都市研究博士學位，觀察到團員們
在紐約這段時間不停地發牢騷：「他們抱怨地鐵很髒，遍地垃圾，甚至還有老
鼠！乘客們喧囂粗魯，進車廂的時候不但不排隊，還將其他人推開。」這些參
訪團員顯然對紐約大失所望，被稱為大蘋果的紐約，應該是西方現代化顛峰的
象徵，地鐵怎會如此的破舊與混亂呢？這個城市完全不是他們之前所想像的那
樣。相較之下，臺北顯然現代化多了，而且人們較有禮貌。他們的接待人，也
是筆者的報導人接著說道：「我覺得很煩，最後還失去耐性，並告訴他們意指
的『現代的』與『禮貌的』其實是政府鼓吹社會控制之下的結果。政府所宣揚
的意識型態，他們竟然照單全收！我說完後，他們就停止抱怨了。」他得意地
敘述完後補充：「但是，我得承認臺北捷運乾淨、有秩序，坐起來舒服，的確
有它可取之處。」說完，他為自己的矛盾心態感到好笑。

一位在倫敦求學、之後回臺任教的人類學家同事對於臺北有像歐洲大城市一樣
的捷運「感到榮幸」。他將臺北捷運與華盛頓特區地鐵相提並論，因為兩者都
既新穎又乾淨，而倫敦地鐵則是又舊又髒。但不論新或舊、乾淨或髒，他評論
道，在這些西方城市「當外來移民利用大眾運輸工具的同時，正是他融入這個
社會、作為『公民』的開始。」

本文提出與上述事件相關的兩個問題：為什麼臺北多數的居民對捷運有這樣高度的評
價？為什麼他們願意遵守臺北捷運公司訂定的許多規範，即使在捷運站外的表現又是另一回
事？學者曾撰文批評臺北捷運公司向中產階級的價值靠攏，過度追求潔淨與美觀；有些人則
評論臺北捷運公司教育乘客的方式充其量是懷柔主導作風，最強烈的批評則認為是獨裁與
非民主的表現。這類批判多少來自學者們對於之前推行種種禮儀運動的體認，1930 年代的
「新生活運動」便是一例（Dirlik 1975）。該運動致力於個人衛生與禮儀，部份取自西方禮
節（civility）與公民（citizenship）的精神，不過為了強制實施紀律，以獨裁的方式詮釋這些
概念。新生活運動的終極目標是將政府的控制延伸到「日常生活中的每個細節」，國家可以
藉由「現代與順從政府意志的方式」重塑人民的身分認同（Weller 2002：44）。1970 年代晚
期至 1980 年代，與新生活運動傳達類似意圖的「排隊運動」是在臺北市所發起「富而好禮」
運動中重要的一環（王志弘 2003）。不僅市民等公車時要排隊，市政府更要求高中生在放學、
週末或放假的時候，在路口或公車站牌附近，協助勸說市民遵守排隊的規範。與新生活運動
類似，排隊運動利用身體的紀律實踐社會秩序、效率與禮貌等美德（王志弘 2005）。上述
兩次的運動，政府致力於「培育順服的民眾，而非發展獨立的個體；強化國家權力範圍，而
非支持獨樹一格的有禮社會。」（Weller 2002：45）由此可見，公民禮節的表現並非必然是
自動自發的。
從這些先例中不難了解學者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現今的捷運運動。不過，與從前種種運動
的失敗不同，臺北捷運公司的規定仍被大多數乘客所遵守。為了解釋後者的成功，兩個因素必
須被納進來考慮。首先，大臺北都會區居民每日搭乘捷運的共同經驗，已被視為臺北城市文化
的核心，先前關於臺北捷運的評論，並未充分將捷運之於臺北居民生活的重要性納入。再者，
我們還必須從全球經濟背景下了解臺北居民的行為。臺北捷運的工程與 1980 年代後期臺灣經